剑桥大学与女性：错综复杂的恩怨史（上）

如今的剑桥大学作为全球顶尖的高等学府，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开放包容的大学之一了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有着何种肤色和性别，只要你足够优秀，都有机会在这所千年名校中学习深造。

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恐怕很难想到，历史上的剑桥大学却有着出了名的“厌女”传统。

近代早期以来，剑桥大学就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集中地，而这种风气竟然一直流传到了20世纪。

这种风气的形成显然与剑桥大学早期的修道院传统有关，但其实也是英国整体社会氛围的一个缩影。在这种氛围下，白人精英荟萃的剑桥大学自然难以独善其身。

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剑桥大学在历史上又与女性有着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并非简单的排斥与被排斥的关系。

一些女性为剑桥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，而这是在其他英国大学从未发生过的。

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剑桥与女性这段漫长、又充满着恩恩怨怨的历史。

1.贵族女性搭起剑桥半壁江山

1290年，爱德华一世之妻埃莉诺（Eleanor）把大笔金钱遗赠给了剑桥的穷学者们，从此揭开了女性对剑桥大施影响的序幕。

自此以后，她们参与学院的创办和管理，并向学院捐赠教席。到16世纪末，剑桥大学已有的16所学院中，有7所都是女性创办的。

这些女性学院创办人大多财力雄厚、人脉甚广。

比如爱德华一世的孙女，伊丽莎白·德·克莱尔，就是这样一位有钱的女性。她在30岁前就死了三任丈夫，唯一的兄长又在战场上阵亡，她于是继承了大量的财富。

她在1338年，将寒酸得难以为继的大学学堂重建为克莱尔学堂，这让学院创办者甚为宽慰。

克莱尔学院的大门上刻着克莱尔的徽章，徽章内有一圈金色水珠图案。

有人恶意造谣说这是她三位亡夫的眼泪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这些图案应该象征着她在学院创办章程中所述的“撒播知识宝珠”的愿望。

一般来说，身世显赫的学院创办人都会站在背后，让她信得过的剑桥学者来充当实际操办人，但克莱尔夫人却继续积极参与学院的经营管理。

据档案显示，14世纪50年代早期，她对一些异常情况大为担忧，竟命人组成调查团进行研究。可见，像她这样的办院人不只徒有虚名，很多像她这样的人还会为学院争取土地恒业权，或是从教堂那里为学院争得献祭礼拜堂的公牛。

1338年，另一位贵妇玛丽·德·瓦朗斯创办了瓦朗斯学堂，即后来的彭布罗克学院。

同克莱尔一样，她也是王室成员，不过她只结过一次婚，却也早早成为了富有的寡妇。剑桥大学也再次受益于财富、孀居生活和王室人脉这三种因素的结合。

尽管瓦朗斯夫人对学院也同样十分上心，但或许是因为她亲近法国的政治立场，使她没有得到学院隆重的纪念。

她的名字仅仅会出现在礼拜堂仪式和学院正餐祝酒词中，学院的自行车上也涂着代表她的字母V，让许多新生摸不着头脑。

14世纪中期有5家学院成立，此后是将近百年的沉寂。直到1448年，又是一位女性促成了学校新的扩张，此人就是亨利六世之妻玛格丽特王后。

她将一家学生旅社改为了圣伯纳德学院，也就是后来的王后学院。

旅社社长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。新学院不仅承担着维护宗教信仰的职责，学院章程还规定要劝导学生“维护学院的伟大……并赞美女性的荣光”。

可讽刺的是，王后学院从未把这第一位女恩主的愿望解读为推进女权的使命，甚至从来没有过在大学支持女性的记录。

直到五百年后，院长还会偶尔懊丧地提及此事。

王后学院此后的历史，女性的影响依然强大。玫瑰战争后，兰开斯特王朝气数已尽，玛格丽特王后被迫逃走，爱德华四世之妻伊丽莎白·伍德维尔（Elizabeth Woodville）取代她成为学院庇护人。

再往后，理查德三世之妻安妮·纳维尔（Anne Neville）成为了学院第三任庇护人。

这对夫妻向学院捐了重资，使王后学院成为了剑桥大学的首富学院。

正因为如此，甚至到了今天，在学院的捐赠人感念典礼上，一提到理查德的名字，台下就会响起一片喝彩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学院似乎却忘记了安妮王后发挥的作用。

从1485年安妮王后成为学院正式庇护人，一直到1948年伊丽莎白王太后接过此职，这中间的五百年来学院始终没有其他正式庇护人。不过玛格丽特·博福夫人和阿拉贡公主凯瑟琳都曾以非正式身份照顾过该学院。

除了上述这些，著名的莫德林学院也是由安妮·纳维尔在15世纪70年代出资兴建的，而希尼苏赛克斯学院则是最后一家由女性创办的古学院，但其实学院是在其创办人弗朗西斯·希尼夫人（Lady Francis Sidney）死后七年，才按照她的遗嘱诞生的。

2.排斥与突围

贵族女性对剑桥的发展功不可没，牛津大学就从未有过此等幸事。

但尽管如此，剑桥大学依然是极端男性中心之地，大男子主义一直兴盛到20世纪。这虽然有修道院文化的影响，但也是整个英国社会观念的反映。

几个世纪以来，大学校园生活中没有女性的位置。连女性来访者也很少，她们不能跨越公共区域，通常情况下有权接受女性非亲属访客的只限于学院院长。

直到1801年，英国首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，剑桥大学的男女比例为803:8，而且这些女性还很可能是学院首脑的妻子。

在某些时期，剑桥大学里甚至连服务人员都不能是女性。16世纪时，国王学院规定家仆必须是男性；1635年，校方规定不准许55岁以下的女性在男生宿舍铺床或提供其他任何服务。

然而毫不奇怪的是，洗衣依旧是女人的活计，只是脏衣服必须放到学院门口让女工集中拿去，极尽全力避免学生和异性接触。

后来，学校终于有了女铺床工，但一些老古董仍然坚持“女铺床工必须长得难看”，“要年老色衰面目可憎”，这虽然是无稽之谈，但当时的多数女工的确已经老得不可能和学生发生什么绯闻了。

剑桥大学这种远离女性的禁欲文化持续了几百年，直到1871年，女性才对这种男权至上的文化做出了第一次重大挑战。

三一学院开明的哲学教授亨利·西吉维（Henry Sidgwick）把摄政街74号的房屋租给了几名女子，这就是纽纳姆学院的前身，后来曾经由西吉维的女性朋友安妮·克拉芙（Anne Clough）掌管。

不过就算是西吉维，也亲口说过这最初的五名女学生“看起来不妙”，仅仅因为她们太漂亮太时髦，不符合剑桥大学早期对女生“路人长相”的要求。

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似乎难以理解，但在那个时代，年轻女子不在自己家住已是一大丑事，而如果她们还兼具任何“令人遐想”的女性气质的话，那更有可能使她们的教育受阻。

1869年，剑桥大学第二家女子学院诞生，这又是女性对周遭男权文化的一次突围。

这所学院是艾米丽·戴维斯（Emily Davies）在几位开明的剑桥教师帮助下，在赫特福郡的一个小镇创办的，此地距剑桥30英里，教学资源稀缺，很难开设多种学科，因此在几年后搬到了剑桥附近的格顿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最初的两所女子学院并没有完全团结起来。

戴维斯小姐优越感很强，而且还怀疑克拉芙小姐，在要求剑桥大学承认女生地位的斗争中意志不坚定。

她甚至指责纽纳姆学院是“侵蚀我们活力的毒蛇”，并且以嘲讽的口吻说：“格顿培养的是淑女，纽纳姆培养的是女家庭教师”。

但她殊不知克拉芙小姐的用意正在于此：大批女教师是改善女子屈从地位的最佳武器。

总的说来，这两所女子学院其实都还只是女子争取高教权利的开端，那些勇于挑战男性地位的女生依然因性别歧视而得不到平等待遇。

比方说，有些教育设施不让女生使用，大学图书馆禁止女生入内，讲座不准女生随便听，校级奖项和奖学金也不允许女生参与竞逐。

另一方面，早期剑桥大学女生读书的动机也经常受到恶意揣测。

尽管她们本来只是想接受教育，却遭到误解，认为她们无异于英国殖民印度时，那些年年乘船去印度，从军官和富商里“钓快婿”的中产阶级女子。

然而，不论如何，剑桥的女生毕竟迈出了第一步，无论这一步多么微乎其微，但依然是充满希望和勇气的一步。